国士丘濬·理学名臣

　　明代海南先贤丘濬历事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四朝，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、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他著述等身，其中《四库全书》收录5部，为海南士人之冠。正德年间，御赐在琼山建祠堂，名曰“景贤”。

　　走进海口丘濬文化公园，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映入眼帘，其上有四个红色大字：理学名臣。丘濬之所以获此称谓，与他的受教育经历和治学理念密不可分。

　　海口丘濬文化公园里的牌坊。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　　承继程朱理学

　　汉唐以来，儒学不断传入海南，至宋代淳熙年间韩璧任琼州管帅，他邀好友朱熹写了《琼州知乐亭记》《琼州学记》，直接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海南的首次传播，朱熹也成为海南士人心中的偶像。到了明代，程朱理学业已根深蒂固于海南士人心中了。朱元璋建立明朝后，十分尊崇程朱理学，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三年（1415年）修成《四书大全》《五经大全》《理性大全》，并亲自作序。三部“大全”虽然采纳了许多理学家的见解，但大部分是朱熹所著，或是朱熹门人所著，或是朱熹所推崇人物所著。因此，三部“大全”的刊印发行，标志着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。

　　丘濬在海南所读之书，多为程朱理学的经典文献。他进入翰林院工作后更加精研朱子著述，立志要承继朱熹的思想和学说。丘濬在《青宫勉学》中写道：“治必期尧舜，学须宗孔朱。百家皆小道，不是圣贤书。”“青宫”就是东宫，太子居住的地方，这是丘濬在劝勉孝宗皇帝读书要以程朱理学为宗。

　　朱熹像。资料图

　　天顺七年（1463年），丘濬撰成《朱子学的》。该书以朱熹对修身、治学等方面的讨论和注释为基础展开，分为上下两卷。丘濬在“学的跋”中表达了自己撰写该书的目的，说自己是效法曾子、有子的门人，编辑出类似《论语》的关于朱熹思想的著述，来阐明程朱理学道统的传授。他在该书《道统》一文中指出，圣学由伏羲出，传至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孔子、子思、孟子，再到周敦颐、二程（程颐、程颢）、张载、朱熹，自己又是继传者。丘濬在厘清儒学传承体系的过程中，彰显出自己的学术地位。其实，这对于以丘濬为代表的海南士人至关重要，在某种意义上给海南儒学发展找到了源头，也为海南文化自信找到了学理上的支撑。丘濬之后，王佐、海瑞等均以程朱理学为宗，民国时期海南名贤王国宪在《琼问》中梳理海南学术发展历程时，对丘濬的学术梳理给予高度褒扬。

　　在丘濬看来，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定，应该按照程朱理学的评定标准：“论世者固当为万世之纲常计，亦不可为一世之生灵计。”这个“万世之纲”就是程朱理学。宋代的陆九渊与朱熹学术意见相左。丘濬在《世史正纲》中批评陆九渊，说陆的思想沦于禅而不自知，陆对孔孟儒学的重要性漠不关心。

　　儒学的核心是“仁”，而“礼”是实现“仁”的关键。丘濬认为自己自幼就有志于礼学，而家礼尤其重要。朱熹《家礼》最能体现“崇本敦实之意”，是为礼学之重。但是由于《家礼》文深意奥，在当时难以推行。于是丘濬对朱熹《家礼》进行改编，“约为仪节”，并用浅显的文字来表述，书中还配有图，以便世人更好地学习和运用。成化年间，丘濬在回乡丁忧期间完成《家礼仪节》。对丘濬来说，“礼”应该在基层社会管理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，该书不是《家礼》的节选，而是根据社会现实需要增加了许多内容。《家礼仪节》一出，在当时几乎成为与朱子《家礼》并行的儒家经典。

　　丘濬画像。资料图

　　力主经世致用

　　丘濬认为读书的目的不是求取功名，而是为了致用。他希望自己的仕途不局限于笔墨，而是有机会实现人生抱负。据《琼台诗文会稿重编》记载，丘濬的好友林宗敬几次参加科考都没有成功，于是自己买了一艘小船准备回家，丘濬写下《说舟》一文安慰他，希望他永葆初心、继续努力。丘濬认为要造一艘小船就要到山里砍伐一些良木；但即使有了良木，没有好的工匠、充足的时间和精细的做工，也造不好一艘小船；就算造好了，没有精确的下水位置、顺风的天时，小船也无法航行。小船能够到大海中航行，关键是最初想不想造一艘小船，造一艘什么样的小船，只要初心如磐，自己的小船一定能够驶抵大海的彼岸。

　　丘濬认为，学术著作为时而作，更应为世而作，这就要把一些道德文章落实到社会实践中。《大学》原为《礼纪》中的一部分，宋代之前，少有学者关注。宋代的程颐认为《大学》是初学者入德之门最重要的经典。朱熹认为，学问以《大学》为先，读《大学》就是“定其规模”。经过二程、朱熹的大力推荐，《大学》不仅独立成篇，而且一跃成为儒家重要经典。当然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探寻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，朱熹的解读主要关注以修身为基础的道德伦理，没有在国家治理方面实现突破。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写《大学衍义》时，把《大学》的道德体系延伸向了国家治理领域。

　　丘濬看到真德秀所著《大学衍义》的价值转向，同时也发现了它的缺漏，即缺乏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架构。于是丘濬模仿真德秀的体例，编撰《大学衍义补》，“采集五经诸史百家之言，补其阙略，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”。在编撰过程中，丘濬凭借其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从政经验，广泛讨论了明王朝在经济发展、制度建设、社会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。

　　真德秀像。资料图

　　弘治四年（1491年）十二月，丘濬在《欲择<大学衍义补>上献》的奏折中，提出《大学衍义补》虽然是以历史事件为例，但其讲述的问题与当时的朝野实况有诸多相似之处，恳请孝宗皇帝选取书中相关内容，交付内阁诸位大臣进行讨论，如果书中的建议有利于政治，就要付诸实践。总体来看，《大学衍义补》是一部较为完整的社会行政管理指南，充分彰显了丘濬的经世致用思想。《大学衍义补》完成后，丘濬呈给孝宗皇帝，皇帝看后十分高兴，评价该书“考据精详，论述赅博，有补政治”，并要求地方印刻，广泛流传。

　　弘治五年（1492年）四月，丘濬写成长达6800多字的《论厘革时政奏》，上呈皇帝。该奏折针对弊政，提出二十二项建议，充分展现了丘濬的治国主张。《论厘革时政奏》形式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。首先，丘濬提出异常天象所蕴含的隐喻，提醒执政者关注国家未来的命运，建议孝宗在关键时刻把持好身为君主应有的操守，尤其要小心应付朝中的奸臣小人的各样要求，因为这些人往往是颠覆皇权的罪魁祸首。其次，丘濬提出许多假设的情形，并建议孝宗，如果奸臣小人有类似的奏请，应该如何应对处理。针对不同的状况，他列出了二十二种应对方法。

　　丘濬对理学的继传和完善，从学理方面为海南儒学找到了源头。当然丘濬并没有停留在地域文化梳理和挖掘上，而是把程朱理学的道德体系转向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，或许这也是他能成为“一代文臣之宗”“内阁贤辅”的重要原因。

原标题：承继程朱济天下